中国科学的领导权问题——以中科院生物学部为

 生物资讯     |      2020-02-27 11:21

  问题主要不在于是否该由外行、内行或管理专家来管,而在于是否要集中权力和资源。权力和资源集中,上层管得非常多,带来的后果是,累了上层、苦了基层。真正的出路在于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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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理熊卫民(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 张志会(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研究员)

  摘要:1955-1990年间,中国科学院学部有过几次不同的定位。作为全程亲历者,作者回顾了不同时期生物学部实际所做工作,所面临的困难以及学部调整定位的原因。文章认为,管理好科研机构的关键,不在于管理者是内行、外行还是管理专家,而在于尊重科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给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放权,让他们自由、自主地开展工作。

  从1951年大学毕业至1991年退休,我在中国科学院(以下简称科学院)院部工作了40年,其中,大部分时间又是在学部工作。可以说,我亲历了中国科学院学部从筹备、成立到被非法撤销,从重建到基本找准自身位置的跌宕起伏的过程,对其中的酸甜苦辣有所体会。退休之后,我写了一些有关中国科学院历史和中国现代生物学史的文章,对于该如何管理科研机构和科学工作又有了一些新的思考。

  从福州大学生物系毕业并经过近两个月的集训,1951年9月,我被分配到科学院办公厅调查研究室生物学地学组工作。2个月后,即随同竺可桢副院长去南京和上海,给“中国科学院院部组织机构调整改组座谈会”做纪录并整理会议纪要。此前已在北京召开过两次这样的座谈会。举行这类会议,目的是探讨如何加强科学院对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组织和领导。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应设立一个超脱于各部委的“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承担起组织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的任务。此纪要被科学院院部档案处保留至今,但成立该委员会的事却没有下文。

  后来我才知道,早在科学院筹建阶段,就有人提出成立由有关部门领导、专家、科研管理专家组成的“科学工作委员会”。但是有关领导以知识分子事权不宜过大为由,予以否定。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又提出成立“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到快定案时,为免引起人事麻烦,各种学科专门委员会制度被改成各种学科专门委员聘任制度,每个专门委员只以个人身份起顾问作用,没有任何组织形式和组织行为。全国科学工作计划(指导)委员会”的动作,比前两次更大了,难得通过自在情理之中。

  但在一个强调计划的国度,如何组织领导全国的科学工作确实是一个问题。1953年2月至5月,科学院组织了以钱三强为团长、张稼夫为书记的代表团赴苏联访问,就这个问题向“老大哥”问计。在学习和消化了苏联领导科学工作的经验之后,当年11月,科学院党组向中央提交报告,建议参照苏联经验、结合中国情况在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成为院务会议在学术领导方面的有力助手,原来的计划局改为学术秘书处下的办事机构;院对各研究所分学部领导;改进研究所的领导,各所设立学术委员会。1954年3月,中央批准了科学院的这个报告。1954年6月,科学院成立学术秘书处。1955年6月,经多轮遴选,全国各领域专家233人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组成科学院四个学部——物理学数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技术科学部和哲学社会科学部。学术秘书处于1956年7月撤销,而学部持续至今。

  我先被分到生物学地学部,1957年5月生物学地学部一分为二后,我又被分到生物学部工作。据我所知,刚成立的这两年,学部主要做了如下工作:

  这是科学院院长顾问柯夫达建议的,先由科学院学术秘书处和三个自然科学方面的学部组织科学院各研究所的360位专家制订科学院1953-1967年远景计划,再由专门为此成立的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组织全国600多位科学家来编制全国的规划。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发表过,就不多说了。

  1956年8月,在中宣部的领导下,科学院和高等教育部联合组织五六十位专家,在青岛召开了一个贯彻“百家争鸣”方针的会。此会给摩尔根派平了反,对于遗传学在中国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宋振能对会议做了详细记录,后来李佩珊等将其整理成书公开出版。关于这个会议,也有很多的回忆和研究,我也不多说了。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次颁发面向全国的科学奖金,还是很认真严肃的。各单位把科研成果报上来后,第一步是同行评议。先由我们学部办公室挑选专家。学部领导审核确定候选人后,再把候选人的申请书和评议表等寄给有关专家。第二步是学部的学科组复审,拿出一个给不给奖、给几等奖的意见。第三步,报到学部常委会,由常委会再审,并投票确定具体给某些工作什么奖。最后,将拟授奖名单报至院一级的科学奖金委员会,由他们核定。

  评完奖后,钱学森、华罗庚、吴文俊这三位一等奖的获得者接受记者采访,在报纸上发表了感言。生物学方面只有三个奖项。钟补球的“马先蒿属的一个新系统”获得二等奖。朱洗的“蓖麻蚕的研究与推广”和曾呈奎的“甘紫菜生活史的研究”获得三等奖。

  图2. 1956年,生物学分组讨论(右起:王家楫、童第周、伍献文、刘矫非、陈桢、秉志、张春霖、XXX、陈世骧、刘承钊)

  1957年5月,科学院召开第二次学部大会,增补了钱学森、张香桐等21人为学部委员。我是生物组会议的记录人,我的记录本还能在第二次学部大会的档案中找到。在我的印象中,这次不选胡先骕为学部委员,还不是从他是否拥护党的角度来考虑的,而是有人认为胡先骕的学风不是很严谨。当然,所谓他有严重的历史问题,恐怕也是没有明言的重要因素。是的,1956年4月在跟陆定一等人谈话时,说过胡先骕的学部委员“恐怕还是要给”。至于在1957年的学部委员增选中为什么没执行的指示,很可能是因为大家不知道。生物组讨论时,根本没人提过的这句话。那个年代实行的是愚民政策,不讲事情真相,不鼓励独立思考,一味要求人们当驯服工具。在传达有关消息时,不管是否涉及党和国家的秘密,都是等级森严。就连学雷锋的指示也是分好几批传达的,先党员,后团员,最后才是群众,中间还保密了好一段时间。所以,学部委员不知道毛一年前在党内高层的谈话,并不稀奇。

  这是学部委员最经常的工作。而这个工作,既让被审议者不满,也让作为审议人的学部委员们不满。有很多学部委员不在科学院工作,对科学院的情况不太熟悉,他们把科学院看得很高,对各研究所的要求也高,希望后者做更深入的理论工作,不要做产业部门研究机构能做的工作,相关意见有很多是从这个角度提的。譬如,审查微生物所的计划时,小组会否定了他们提出的光学仪器长霉研究等多个题目。经学部常委会讨论通过,学部将此意见转给了微生物所。结果,微生物所副所长方心芳火冒三丈,在1957年第二次学部大会上放了一炮,说生物学部官僚主义,连这么重要的工作都给否定了!何为学术领导?这可以作为一个专题来研究。把它理解成学术裁判,显然是不合适的。术业有专攻,某个具体的科研选题是否重要,不但外行难以置喙,就连小同行,也常有不同意见,很难根据一两段简单的文字介绍,即做出准确的、让人心服的裁决。事实上,学部委员们也不愿意做这种事。医学领域有好几个学部委员,我经常去他们家里参加相关会议。林巧稚说:“我是妇产科大夫,所谓学术领导是不是要我林巧稚一个人去领导全国的妇科?”张孝骞和吴英恺也是这种观点,也觉得自己没能力领导全国某领域的工作,耽误本人的业务对他人指手画脚过于费力不讨好。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在,1954年以后,科学院的职能发生了改变,只管本院的几十个研究所;而科学院学部依然是全国的学部,学部委员来自全国各个单位,要领导全国的学术。领导全国的工作当然很困难,很让人头疼;经常被召来讨论科学院内部的事务,也让院外的学部委员有意见。

  这是我们学部办事人员的经常工作。原定的所谓学部只管学术,指的可能是学部委员意义上的学部,作为学部的办事机构,我们还是有不少行政事务要处理。而且,这方面的事务越来越多——后来各机构都以不懂学术问题为由,把棘手的事情往我们这里推。院部有多少个机关,我们就得面对多少个。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就连北京的各个单位需要多少煤气,也要我们来提。而且上面催得很急,今天布置下来明天就要。同样的任务,作为院部,总该有一个统一的渠道管吧。可它却是由吴有训副院长和计划局这两个渠道布置下来的。当时生物学部办公室就我一个人在京。我做归做,心头却很是不满。我对计划局基建处的人说:“这个事情是你们做还是我做更接近实际?你等一个小时,我就可以给你,但那等于是废纸。”稍后,我给吴有训写了一封信,说:“这个事情照理不该我们管,既然任务下达了非做不可,我们也就做了。但实话实说,一立方米的煤气可以做多少事,我们不懂。”计划局的来人听了不高兴,回去后向局长谷羽汇报。谷羽又向党组书记张劲夫汇报。张劲夫就在随后的某次会议上点名批评我,说生物学部的薛攀皋不配合。过了几天,吴有训给我回了一封信:“我官僚,不应该把这个事情布置给学部,你说得有道理。”对同一种意见,张劲夫和吴有训的态度完全不同。

  问题出来了,那些行政事务,学部到底该不该管?1957年鸣放整风时,出现了“大学部”和“小学部”之争。支持“大学部”的认为,除学术工作外,基建、器材等机构,各个学部都应当有一套。支持“小学部”的认为,根据原来院里的公开规定,除学术外,学部不管行政等其他事务。讨论来讨论去,院里还是认为“小学部”好,但原来的状况还继续,就是权力在基建、外事等部门,棘手事情的主意却要学部拿。这样一来,研究所和权力部门的矛盾,就变成研究所和学部的矛盾。而在顺着研究所的时候,基建、外事、器材等部门有时也会说,学部原本不同意,多亏我们替你们说话……学部和研究所之间的矛盾于是更多。

  应该说学部的黄金时代就是成立之初的那两年,1957年“反”运动之后就每况愈下了。学部筹备及成立时,科学院的主政者是党组书记张稼夫。张稼夫患有肺病,在性格上也有弱点,但是否如某些人所说的那样没魄力,我觉得还可以商榷。他为人审慎,比较尊重科学家,为避免以党代政、以政代科,他建立学术秘书处、成立学部,把学术领导搞了起来。学术秘书处设正、副秘书长各二人。正的是钱三强、陈康白,副的是秦力生、武衡,下面是钱伟长、叶渚沛等八九个学术秘书。四个学部各设主任一名,副主任若干名。据1955年6月28日通过的《中国科学院学部暂行组织规程》,由学部分工对各研究所进行学术领导。

  1956年5月,张稼夫调到国务院二办工作,改由张劲夫任科学院党组书记。为加强科学院的领导力量,中央还把裴丽生、杜润生、谢鑫鹤等一批部级、副部级党政干部调了过来。到任不久,张劲夫就说了两句大实话:“我不懂学术领导机构是什么意思。”“我不懂什么叫学术领导。”他还笃信“外行能够领导内行”、“党必须绝对领导科学”。根据这些认识,张劲夫很快就把国防军工那一块的管理模式,搬到了计划局口,搬到了学部,搬到了研究所。其具体举措包括,撤销学术秘书处,派院党组成员分管学部,派党的专职干部来管学部办公室,派党员干部去管学部所属研究所等。科学家主任、所长、委员等原来并不大的权力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被收走。

  分管生物学地学部和1957年分家后的生物学部的党组成员,第一任是裴丽生,第二任是秦力生,第三任是谢鑫鹤。他们实际领导学部主任和副主任。“”运动开始后,更是完全由党组分管领导说了算,学部主任、副主任基本靠边站,需要你站台时你再出来。学部内部,不单学科组会议极少开,就连常委会也不怎么开了,主要是裴丽生说什么,就按他说的去运作。这样一来,学部就成了党组分管领导的一个办事机构,基本没有自主权了。

  学部办公室本由过兴先等学术秘书领导,他们都是资深科学家和称职的管理干部。1957年“反右”后,院党组派了专职的党政干部来做学部办公室主任。办公室主任不但管我们这些办公室内的科员,还管学术秘书。他们的行政级别比学术秘书低,可从党内讲,他们是支部书记,又管学术秘书。据我所知,这几位办公室主任都几乎没有自然科学背景。1959年“反右倾”后,院党组又派了张庆林等党员干部来做专职的学部副主任,他们也都没有自然科学背景。

  张劲夫上台后,还跟上面要了大批党员干部,让他们去研究所当副所长兼党的负责人——当时党员少,可能有的还不是党委书记,只是党总支书记或支部书记。如动物所的刘矫非,昆虫所的赵星三,微生物所的林一夫,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这些人的权力基本都凌驾于科学家所长之上。不是说这些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老干部一定不行,只要他们尊重知识分子、虚心学习、诚以待人,也会受所里科技人员的欢迎。上海分院党委书记王仲良不是至今还受科技人员怀念么?可王仲良这样的人只是少数。大部分派到所里的外行老干部都跟科学家所长、副所长以及一些科技人员产生了严重的矛盾和冲突。

  张劲夫的前述举措,可能都是“反右”运动的后果。“鸣放”时,有人反对“党天下”,反对外行领导内行,认为不宜事无巨细均由党来领导,在科技人员中引发强烈共鸣。高层领导把这些人打成,把这些话视为言论。而且,他们还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你反对党领导一切,我就要搞“党的绝对领导”。张劲夫等贯彻这种精神,通过前述方式,在科学院内,在学部及其所属研究所,从上到下,派了大量外行党员干部去掌权,实行党的绝对领导。其结果如何呢?我跟你讲讲那几年我在生物学部经手的一些事情,你就知道端倪了。

  1958年5月,经院党组推动,各学部开始搞跃进大会。先是数理化学部开了两天会、技术科学部开了一天会,然后,生物学地学部于5月14日、16日开了两天会。数理化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杜润生抓的,生物学地学部的会是由科学院秘书长裴丽生抓的,都是鼓动大家以相互挑战、应战,也即打擂台的方式提更大的目标。最后,物理所、地球物理所、植物所等机构的科技人员提出了诸如“人造小太阳”;“融化高山的冰雪灌溉荒漠”;“修好引洮工程,把黄土高原变成绿洲”;“在三年内消灭稻虫”;“在一年至三年内解决小麦锈病、稻瘟病等十多种农作物严重病害”之类气魄宏伟的畅想。分学部开完之后,6月3日、5日,院党组又将北京地区三个自然科学学部所属单位合到一块,开了一个更大规模的跃进大会。各单位的代表上台点名,我们的指标是多少,你们研究所敢不敢应战?相比5月份,6月份的跃进指标又有所提升。大家通宵达旦苦干,于7月初搞了个“七一献礼”,宣称仅科学院北京各所就有170项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成果。7月14号,院党组给中央打报告——《关于自然科学情况向中央的一个报告》,提出科学技术要在十年内超过美国。从10月5日起,举行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跃进成果展览会,向公众展示“”运动以来科学院的“成果”或设想,、、朱德、、周恩来、陈毅都去参观过。这是各个学部分头筹备的,分几个馆,第一个馆是数理化方面的,第二个馆是技术科学方面的,第三个馆是生物学地学方面的,第四个是绝密馆。老宋是生物学地学馆的馆长。展览哪些成果,以什么方式准备展品,都是我们集体讨论的。

  不仅要和院内单位竞赛,我们还需跟更善吹牛的农民打擂台。1958年7月1日,张劲夫在院党代会上讲话,坐在台下的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代表聂春荣递上纸条,上面写道:湖北、河南、河北等地小麦高产能手,准备向北京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北京农业大学和其他有关单位挑战。张劲夫当场号召中国科学院的专家也要向农民生产能手应战。7月5日至9日,生物学部有关负责人、科学家应邀参加了有关座谈会。经和农民进行指标大战,我们决定种亩产5万斤的小麦、亩产6万斤的水稻。然后,我们按照部队的做法,三班倒,采取深耕(有的深达一丈)、密植(有的播种量高达460斤/亩)、高施肥(有的粪肥施用量高达60万斤/亩)、白天鼓风、晚上用电灯增加光照等方式来开展试验。就在中国农业科学院南墙外的农场进行。这些傻事笨事,现在想起来还感觉又可气又可笑。我有专文介绍此事,就不在此多说了。

  跃进大会上各单位不是提出了一些宏伟目标么,那些目标也不是说说就完了,也得具体实施,院党组还要求用新人,用新办法,因为“资产阶级专家”所用的“迷信洋人”、“冷冷清清”的老办法是肯定达不到那种目标的。不少党员副所长、党总支书记积极、主动、创造性地贯彻执行了上级的指示。譬如,昆虫所的赵星三就把按学科组织的研究室全给撤销了,改将全所按虫害的种类分成四个组,由研究实习员当组长,大科学家当组员。再如,植物生理所的赵毅让全所三分之二的研究技术人员下农村,以向农民学习并系统总结其丰产经验。因人员大多已经出去,该所新落成的五层实验大楼被无偿送给别的单位。

  1958年8月4日,在听了徐水县委书记张国忠的虚报后,指示:还应该考虑到生产了这么多粮食怎么办的问题。这个指示被迅速传达给科学院党组。8月6日晚,院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并讨论的指示。虽然杜润生和一些科学家对粮食亩产万斤有无可能存在疑虑,但在略作迟疑之后,这个指示还是于8月下旬以紧急任务的方式下达给位于长春的应化所、位于大连的石油所(现大连化物所)、位于北京的化学所、位于上海的有机所、生化所、植生所等六个化学和生物学的研究所。他们立即停止一部分研究课题,抽掉一批研究技术人员,于8月25日同时启动了粮食综合利用的研究。

  1958年9月,院党组在北京开了个规模很大的总结农业丰产经验工作会议,决定在全国二十几个农业高产地设立基点,每个点有几个人去蹲点。去的人以学植物、土壤的人为主,也有学微生物、昆虫的。植物生理所有不少人去了基点。当时的口号是“五同”——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研究、同总结,所以,去基点的人很辛苦,连书也没有时间读。我去湖北孝感和河南长葛等基点看过,一是了解相关人员的在生活上有何需求;二是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到了那里之后,我才知道上当受骗了,每亩几千斤、几万斤的粮食产出,在现实中根本就找不到,不过是并田加称量作伪的结果而已。这些信息是基点的同志告诉我的,尽管他们对我未必熟悉,但毕竟我是院部去的人,他们对我并不隐瞒,因为这些信息在老百姓中间也都是公开的秘密。也有苏联、匈牙利等兄弟国家的人去那些地方参观过高产田。《科学简讯》反映了这些外国人的反应。他们有的赞扬中国人了不起,有的戳穿假象说了真话。《科学简讯》是科学院办的面向高层的内部刊物,主要是给省部级以上领导看的,我是后来才看到。基点坚持了几年,大概到1961年初,点上的人陆续才撤回来。既然那些高产都是虚报的,所以,他们那几年的时间基本是白白浪费了。

  1958年5月,为了论证反复阐述的“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思想,《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先后发表文章,把白蚁防治土专家李始美等树为“我们党培养出来的新型科学家”的典型。昆虫所赵星三出主意,要让李始美进所当研究员。这是一个违反制度的建议,因为当时科学院提副研究员、研究员是十分慎重的,需要先由研究所通过,再报学部审核。昆虫所一些科学家不同意拿研究员的职称来表彰土专家。赵星三就去院党组告昆虫所正副所长、生物学部学术秘书过兴先和竺可桢副院长的状,说他们阻挠李始美进昆虫所。裴丽生立即上纲上线批评昆虫所,把这说成是一个政治问题。没办法,昆虫所重新开会,同意李始美做昆虫所的研究员;之后报学部,学部不得不表示同意;再报院务会议讨论,院务会议也通过了。7月,中国科学院以郭沫若院长的名义向李始美颁发了研究员聘书,还决定由昆虫所在广州为李始美设立一个专门的工作站。

  这是一个献礼项目,是中宣部和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布置下来的,要求总结10年来中国在科学上取得的成就,具体交给科学出版社来做。科学出版社推脱说,他们可以承担最后的出版工作,但对前面的组织工作无能为力。院党组就让学部介入,然后就由各学部分头组织、审查稿件。各个学科的册子都以某位研究所的所长为主编。他们再组织一些著名科学家就中国科学家已发表的相关文章写学科文献综述。我们负责跑腿。由于撰稿人、审稿人都有很多其他重要的事情要做,沟通、协调起来并不容易,我们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才总算在规定时间(1959年10月)前交了四册生物学方面的稿件、一册心理学的稿件。但后来这些书的出版并没有如期,而且所用的纸张质量很差。

  原本规定两年增补一次学部委员,召开一次学部大会,结果,1957年后,没再增补学部委员,而学部大会,也就1960年4月还召开了一次,以后再没召开。在第三次学部大会上,还出现了一些很奇怪的现象:会议邀请了29位工农劳动模范,以及一些研究实习员代表出席,这实际是文革中工农兵进科研单位“掺沙子”的雏形。这些人所宣称的一些成果明显是假的。譬如,某位沈姓研究实习员在发言中用很大篇幅歌颂超声波化运动,说他们所过去分析一个什么东西要几天,现在用超声波,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举出了很多这样的例子。后来的事实表明,这种东西都是经不起检验的。回想起来,这次学部大会把许多不严谨的、还没有经过检验的东西作为“成果”给提了出来,这在世界科学史上恐怕是很少见的。

  开完第三次学部大会,张劲夫、杜润生不经学部论证,在上海分院督促王仲良发动“大兵团作战”,抽调5个研究所的三百多研究人员以两班倒、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开展人工合成胰岛素工作。结果加班加点几个月仍未达到目标,不但造成很大的浪费,还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科研秩序。回到北京后,他们又根据中央的指示和国家科委现场会议的精神,开展了“以超声波化为纲的五化、三无、一创运动”。他下了军令状,要求北京地区科学院的所有机构,从1960年5月18日起,不管需不需要,都停止一切手头工作,按照他的说法用40天的时间来改变面貌。这是“全民全党办科学”的一个例子。他抓得很紧,天天听汇报,哪个单位动得不够得力,马上就批评。我们生物学部虽然也挺努力,但还是隔几天就挨他一次批。为了“翻身”,我们组织了一个超声波学习班,请电子所的人开课,要求生物学部每个直属研究所派两个人来学习,结果大家来北京后,生活上、学习上都很艰苦,西北生物土壤研究所的一个女学员还突然精神分裂……种种棘手事情,弄得我焦头烂额。高压底下出浮夸,各单位都虚报。作为运动办公室的办事人员,有时我要去所里核实情况。在适当场合,有些业务处的同志对我摇头,我也对他摇头,但他不得不报,而我则不得不写。6月底,在耗费了许多人力、财力、物力之后,这个运动不了了之。

  停下超声波化运动,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北京的粮食供应也变得很匮乏,大家都很饿,国家要求科学院承担代食品研究和推广的紧急任务。1960年6月26日,院党组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粮食代用品,开辟粮食和饲料新来源会议”,生物学部所属17个研究所和其他学部所属6个研究所的党员副所长、科学家60余人参加。然后,我有大约一年时间把大部分精力投在这项工作上。

  以上就是我所了解的反运动之后至1960年底“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尤其是生物学部)的大致工作情况。大概除了编辑《十年来的中国科学》、研究和推广代食品比较正面外,其他工作都是党组成员或更高层瞎指挥的产物,负面作用很大。张稼夫将“行政领导”初步改成“学术领导”,而张劲夫则将其拉回到以党代政、以政代科的老路。强调“党的绝对领导”期间,他在“两弹”研制、“四大紧急措施”等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但与此同时,他在非军工领域也犯了很多错误。

  张劲夫信任、尊重科学家?1957年反以后,至少从张劲夫的说话口气和报告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出,他也把学部委员归入了资产阶级阵营。他对知识分子的看法比别的领导干部要好一点,但也好不了太多。在反运动中,他确实保护了一部分资深科学家,但并没有从、依法治国的角度来陈述理由,而只是说向科学进军需要科学家。很可能当时在内心深处,他也只是把科学家当成工具。别的一些老干部把科学家、知识分子当成缺点很大、可有可无的工具,他则把后者当成必不可少的工具。到“文革”时,张劲夫这种人被打倒,知识分子更是被推到了做工具而不可得的悲惨境地。不过,和其他老干部相比,张劲夫、杜润生有一个突出的长处:他们能够承认错误,并能“吃一堑长一智”,从错误中学到教训,提升自己。这突出反映在1961年他们参与制订《科学十四条》,并在1962年广州会议主动、公开道歉上。

  除了在科学院生物学部任职,我还兼国家科委生物组的秘书。1962年参加完广州会议,并参与制订了“1963-1972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后,我把主要精力投到北京科学讨论会上,然后去河南罗山参加“四清”,直到“文革”初才回到科学院院部。所以,随后几年学部的不少事情我就没有亲历了。回想起来,“反右”之后,尤其是“八字方针”之前,学部基本成为了党组分管领导的办事机构,学部委员不增补了,原定要实行的院士制度也不实行了,学位不颁发了,科学奖金不评定了,科研计划也基本不开会审议了,很不正常。

  文革初期,学部管所属各研究所的政治运动,实际起了科学院分党委的作用。1966年9月我从河南“四清”回来,发现生物学部办公室的墙上有三四十份大字报,其中三分之一是关于我的。我的办公桌也被院政治部派来的一位女同志占据了。我就到二楼一个小图书室躲了好一段时间。反正“文革”已经轰轰烈烈搞了起来,学部已经没业务可干了。

  1967年1月20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支持上海的夺权后,全国学样。1月24日,中国科学院(京区)革命造反派联合夺权委员会成立并进行了夺权。在他们当天发表的“第一号声明”中,第七条是撤销学部——其罪名是学习苏(联)修(正主义),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我们就这样被撤销了一切职务。学部的公章字是铜的,柄是塑料或木头的。有的学部造反派召开大会,当众将学部的印章用斧头砍,用铁锤砸,我们生物学部的倒没有,只是向我们宣布:“从今天开始,你们交出一切权力!一切权力归我们!”我那个时候已经麻木了,被撤职、被批斗都没感觉什么,唯一伤感的是,夺权之后不久,就决定学部整个扫地出门。给了我一个任务:负责清点学部的所有财产,将办公桌椅、书架、书籍、档案等登记造册,等院革命委员会来派人来接收。生物学部和地学部分家时,生物学部那些家具是我一件一件到院里申请并弄回来的,最后也是由我来收场。虽然生物学部并不是我创办的,但我亲身参加了筹备、建设的过程,见它最后落到这个地步,我心中的惆怅难以言表。

  1967年7月30号,科学院革委会成立。9月,军宣队进驻科学院,然后,工宣队也进来了,我们原生物学部和数理化学部办公室这两个撤销单位的人(地学部的人已经并到地震局)被集中到友谊宾馆北馆搞运动。1969年3月29日,我作为不知道何罪之有的“罪人”,被发配到宁夏陶乐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劳动改造,一个月后,又被改发往湖北潜江中国科学院五七干校。直到1972年底潜江的干校被撤销,我才回北京。

  图3. 1972年夏,中国科学院湖北五七学校分批组织学员去韶山参观旧居(前排右1为薛攀皋)

  1979年1月,中央批复同意恢复科学院学部的活动。不久,我被调到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办公室做副主任,主要协助钱三强副院长做学部委员增选工作。1980年底,经民主选举,增补了二百多位新学部委员。经国务院批准,重建的学部被定位为中国科学院的学术领导机构。其任务为:⑴加强对所属的中国科学院研究单位的学术领导;⑵依靠、团结我国的优秀科学家,促进中国科学院和高等学校、各业务部门之间的联系与合作,共同推动我国科技事业的发展;⑶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有关方针、政策和所要解决的重大科技问题,提出报告或建议,对党和国家起参谋、咨询作用。

  增补完学部委员后,1981年5月,在北京召开第四次学部大会,、等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这是一次在几个方面引起轰动的大会:⑴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试行章程(草案)》规定,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全体会议是中国科学院的最高决策机构(两年多后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它又被否定了,学部被重新定位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⑵学部大会选举产生学部主席团,并由学部主席团推选出了三名执行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的正、副院长(以后的科学院院长是中央或全国人大任命的)。

  新任科学院院长为卢嘉锡。在他任职期间(1981-1986),学部获得了一些前所未有的事权。就我的记忆所及,我们生物学部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此时各所已成立学术委员会,但评研究员的权力仍一度集中在学部。其程序是:先由研究所将候选人的完整材料报到学部,重点是其主要研究论文,或在生产上推广了什么东西,取得了何种经济、社会效益等;然后学部常委会上讨论。如果时间充裕,常委会在讨论之前还会请同行评议一番,如果所里报得太晚就不做同行评议了。那时候“文革”刚刚过去,大家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报上来提研究员的人并不多,学部常委会还招架得住。不过,有一次我们因此而沦为被告。告状的是遗传所的李继耕,原米丘林派铁杆,先在北京农业大学工作,“文革”中转到遗传所来了。他想提研究员,结果生物学部讨论时没通过。他就写了封告状信给他在北农大时的学生、当时科学院主管生物学部的副院长孙鸿烈,里面讲了好几件事情,包括他申请去意大利参加生物技术训练班被生物学部否决等,结论是他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孙鸿烈就把信批给生物学部,叫我们几个人提处理意见。我平心静气地写了几条意见,讲清事实,分清责任。我说,没通过他提研究员,是生物学部常委会投票表决的。我跟老宋虽然是常委会成员,但根据学部工作简则,我们这两位专职副主任并没有投票权。他所谓的受到生物学部迫害,实际指的是受到我们学部办事人员迫害,我们既然没有投票权,就不能承担责任。至于有投票权的学部委员,也看不出对他有什么偏见。米丘林学说早就不吃香了,他从米丘林那边“叛变”过来是好事,但水平到底够不够呢?至于去意大利的事,我之所以否决,是因为那是个针对刚就业的青年科技人员的培训班,我建议他最好先在国内学,以后再作为访问学者出去看看。

  1982年后,科学院开始有研究生毕业,当时很慎重,虽然研究所有学位评定分委员会,但不让它授予博士学位,而是把权力集中且到学部。授予博士学位有一套严格的程序,我不介绍细节了。一般来说,学部基本是尊重所里意见的。后来,学部把博士学位的授予权都交给了研究所。在我印象中,生物学部将第一个博士学位授予给了邹承鲁的研究生徐功巧。徐后来去了美国。

  1981年,科学院部署了评议研究所的工作——以学术评议为主要内容,并要求对研究所的发展方向、学科力量配置等提出评价意见。不同研究所对此反应不一,有些所非常渴望评议,有些所根本就拒绝评议,我们也就没去评议。

  我跟宋振能分工,在随后的几年各组织了几个研究所的评议。我组织的是对成都生物所(1982年3月)、昆明动物所(1982年4月)、遗传所(1983年11月)、水生所(1983年11月)的评议。我就是讲讲评议精神,介绍介绍评议组成员而已,真正做评议的是学部委员和一些专家同行。记得评议遗传所时组长是生物学部副主任、农业科学院原子能所所长徐冠仁。总的说来,评议组对遗传所评价不高。本来是有规定,评委们的讨论严格保密,待大家取得一致意见后再宣布。结果,在汇总内部讨论意见时,某学部委员偷偷打电话把结果告知遗传所所长胡含。胡含知道后马上向秦力生(时任科学院顾问)和孙鸿烈告状。其实评议意见并不是法律,不是非执行不可。我在评议会召开之前就说了,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可领导还是出来干预了,不同意向遗传所提送评议报告。

  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谢希德等89个学部委员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国家拨一笔专款,设立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主要资助基础性研究,包括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这是针对经常批判基础性研究、这方面的研究缺乏稳定可靠的经费来源的现实而提出的。该建议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的批准。1982年3月,面向全国的科学基金委员会成立,当年即开始受理申请项目。基金刚开始时是每年3000万元,后来增加到每年5000万元,由各学部组织同行评议。评基金项目时,我们公正办事。首先,同行评议时,尽量不选与申请人关系密切者。我们一方面自己心里有数,另一方面尽可能多的征求意见,一般都请五个人以上同行。同行评议意见回来后再分组审议,其工作量也非常之大。那个时候复印条件跟不上,为了让参加评议的评委能人手一份同行意见,我还参加了用复写纸、刻蜡板誊写同行评议的工作。

  说他公平公正也好,书生意气也好,卢嘉锡都是一位地地道道的科学家。他会议上公开要求我们动员研究所少申请或不申请科学基金,因为高校比我们更艰苦。他说的话当年即见效,科学院的基金中标率急剧下降,高校则一下上去了。国家教委有人立即说:我们高校中奖率是多少,你们科学院就那点能耐!卢老听到后一笑置之。

  1986年,国家正式成立独立的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此前,我们每个学部都有基金处。运转四年,积累一些经验后,1985年,科学院又成立了基金局。后来,科学院就把这些基金处、基金局的人员全部都给了自然科学基金委。

  除了各个学部共有的科学基金外,生物学部还有一个青年基金,也由我们来主持评审。所以,基金的审核占据了我们大量的时间、精力。

  1980年,国家科委开始筹备第二届国家自然科学奖的评审工作。所谓第二届,是国家科委承认,1956年评出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奖金算第一届国家自然科学奖。评第二届自然科学奖的时候,前面的初审工作由国家科委负责,后面的复审由科学院学部负责。生命科学和生物技术方面的奖项是由我组织复审的。1982年7月,自然科学奖励委员会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评出获奖项目125项,其中,生物方面,人工合成胰岛素获得一等奖,胰岛素晶体结构测定等获得二等奖。没设特等奖,最高就是一等奖,奖金1万元。人工合成胰岛素是集体项目,二十几个人分,每个人几百块。这一届的自然科学一、二等奖基本被科学院包揽,后来几届完全由国家科委自己评的自然科学奖也如此。我们做过基本情况统计,大概有点规律性,好多获奖项目都有十几年的积累。

  第三届及之后的国家自然科学奖评奖,我们科学院学部就不管了,我们只管科学院院内的自然科学奖的评选。我被推举为第二届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奖评审委员会副主任。这里也有评一、二等奖的问题。微生物所的郑儒永的《中国白粉菌目志》研究申请的是一等奖,最后评出来的却是二等奖。他很不服气,向我抱怨说:“评审委员会里多是不懂我这个成果的人,凭什么让他们来评?”这类抱怨经常遇见,也有其道理。但我也没办法,毕竟这是来自各行各业的评委集体投票的结果。我喜欢把学术比作运动,两者都追求卓越,很多类似之处。当然,它们也有区别。运动,比如说赛跑的评判程序很严谨,结果也一目了然,让人无话可说。而学术成果很难用量去衡量,难免会让人滋生很多不满。

  1984年,生物学部开展了一系列关于国家重点实验室的论证工作。我做组织工作,请了很多专家来,从中选一个作为主席主持论证工作。论证过的实验室有生化所的分子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水生所的淡水生态与生物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等。中科院上海生物技术研究基地的可行性论证也是我组织的专家组。

  有较长一段时间由我来主管科学院的生物技术工作,所以我在这个方面投入的时间、精力较多。除前面所说的组织讨论生物技术的规划外,1982年,我还和李载平等去南斯拉夫贝尔格莱德参加了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召开的关于成立国际遗传工程和生物技术研究中心的高级会议。在生物技术方面,我的一个工作重点是抓工具酶。我们做人工合成胰岛素、人工合成核酸等研究,要从氨基酸、核苷酸、工具酶等最基础的东西做起,什么都要自己准备。就像一个人肚子饿了要吃饭,得从翻地、撒种、下肥、收割等做起一样。如此龟兔赛跑,怎么竞争得过人家?怎么追赶世界水平?在西方国家,这方面的工作是社会化的,研究人员确定所需物资,打个电话订购,器材、试剂就送到了。而我们科学院的研究人员通过器材局向外订货,往往要半年、一年才能到货。比如生化所有几个项目需要定成套的设备,结果,不但到货慢,不懂行管理者还从里边划掉了一个。因为不成套,工作就做不了了。现代生物学研究所需的工具酶很贵,而国家的供给又很有限。所以,我在组织全院生物技术规划会议时,专门列了一个分工研制、生产工具酶的项目,要求各相关研究所,尤其是生化所的东风生化试剂厂、生物物理所的试剂厂分工协作。

  自1979年重建以来,尤其是在卢嘉锡院长任期内,作为学术领导机构,学部取得比1955-1957年学部初建时还要大得多的事权,从评职称、评博士学位、评基金、评自然科学奖,到选学部委员、选学部主任、选院长,到协调科研工作、论证实验室、评议研究所,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学部委员,尤其是那些经常需要从外地来北京开会的学部常委,也因此而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四清”、“文革”等运动,他们普遍被耽误了十几年。他们本想在“科学的春天”争分抢秒地再做一些科研工作,把失去的时间追回来,可在得到尊重、得到一些权力之后,他们的时间、精力也因此在行政管理事务上耗费掉了。

  如果那些精力耗费能产生良好的效果,他们可能也会愿意付出一些牺牲。可是,现实并非如此,许多事情是管不好的,且会产生复杂的人际纠纷、单位间纠纷。拿前面提到的李继耕申请去意大利的事情来说,科学院外事局让我们提意见。我想,这种事情提到学部委员会上去讨论不是很可笑么?就由我们办事人员拿个意见吧。于是我们就根据前面讲过的理由给出了一个否定的意见。结果李继耕来我们学部闹,并把学部的相关公文拿了出来。其实这都是违反办事规范的。作为一个主管部门,外事局本来应该有自己的主见,更不应该把我们应他们的要求而提的建议拿给当事人本人或所在单位看。怎么累我们都没意见,可权力部门把好事留给自己,把责任推给学部,让我们感觉很闹心。

  学部的前述工作,有一些(譬如说评基金)是面向全国的,大家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可是,也有大量的工作是科学院内的。不少学部委员,尤其是学部中的院外常委因此叫苦连天,比如水利部就有专家公开说:“我吃水利部的饭,天天替科学院干活。”

  基于各种各样的理由,有许多学部委员并不是很乐意来学部从事繁重的评议、管理工作。他们更重视的,是学部委员这个头衔所带来的荣誉。自1955年成立学部以来,学部委员一直既是荣誉又是工作职称,政府更多的把学部委员当成工作职称,而学部委员们则更多的把这个头衔当成荣誉。1963年,印度尼西亚总书记艾迪希望中国授予他一个荣誉学位。给什么学位呢?我们国家那个时候把硕士、博士学位制度都给否定掉了,而试图重建的院士制度也没有建立起来。想来想去,最后决定给艾迪一个“中国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的称号,且明确告诉他,“学部委员”的英文名为Academician,也即西方国家的“院士”。1981年我们制订科学院试行章程时,一度在草案中把“学部委员”被定位为工作职称,任期四年,可连选连任。结果在第四次学部大会上讨论时,遭到学部委员们的强烈反对。最后,在正式通过的试行章程中,有关学部委员的职称性质和任期的条文被删掉,只保留了“学部委员在全国优秀科学家中遴选,经中国科学院各学部的学部委员会议选举产生。”1984年,在第五次学部大会上,学部委员更被明确定位为“我国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学术荣誉称号”。

  1987年,周光召院长上任,改革科学院的体制,把学部的办事机构和学部剥离,让前者成为院属专业局。其中,生物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生物科学与技术局,技术科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了技术科学与开发局,数学物理学部和化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数理化学局,地学部的办事机构变成资源环境科学局。学部委员们终于可以免掉一些事权,主要享受学部委员所带来的荣誉了。剥离绝大部分事权后,各学部主要负责学部委员增补和咨询工作。鉴于事务不再繁忙,为精简机构,1990年,五个自然科学学部的办公室又组成了学部联合办公室(现名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局)。以后它就不再有大的变化,算是基本确定了自身的职能。

  学部的咨询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被动接受外界(主要是党和政府)的咨询,另一类是就重大问题主动向党和政府献计献策。我于1987年退居二线年正式退休,对相关事宜的参与多不深。但在我的印象中,似乎并没有多少国家的重大决策在决定前咨询了学部并因学部的咨询意见而做出了重大改变。看来,作为“国家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最高咨询机构”,它所起的作用和产生的影响跟美国的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是完全不能比拟的。

  我本来想学医,且当年是作为研究生被分到科学院来的,不料阴差阳错,做了几十年的科研管理。退休后,我不想吃白饭,又写了一些与科学史和科研管理有关的文章。回顾完我所亲历的学部历史之后,我想谈一谈我对于科研管理工作的体会和感想。

  科学技术研究究竟应该由谁来管理?这是长期困扰中国的一个问题。1950年代,曾经设想过在集权体制下由内行来管理,中国科学院因此于1955年建立了学部委员制度,学部委员、学部主任一度被赋予审议研究计划等“学术领导”的事权。可他们的这个权力在两年之后即因“反”运动而实际停止。1980年重建学部之后,中国科学院的学部委员再次获得“学术领导”的事权。可几年之后,他们又主动放弃了这种权力。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⑴创新是十分微妙的,很多时候是凭直觉来做,在取得突破之前,可能当事人都难以讲清楚为什么要如此。对于做什么题目,选择什么研究对象,用何种方式来做等问题,外人即便有很高的学识,也难以做出准确的判断。⑵现代科学十分庞大,学科、领域很多,不太可能每个领域都有学部委员(院士),即使有一个、两个,他们也难以有精力去领导全国的有关研究。除了评审他人,他们还应当做自己的科研和人才培养工作,让他们做太多的管理,他们不胜其累。⑶人事、财务等更具实质性的权力掌握在党的行政机关、行政干部手上。没有这些在配套中更具决定性的权力,“学术领导”只是一句空话;而和行政机关、行政干部协调好有关人、财事宜,是相当艰难、复杂的事。科学家们乐意享受学部委员(院士)头衔所带来的名誉和声望,而不大愿意做“学术领导”这种费力而难以做好的事。

  专家所掌握的专业知识是有限的,对别的专业而言,他们也是外行。主张该由外行来领导内行,这在1957年“反”运动后成为惯例。拿中国科学院来说,在当时的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主持下,学部的权力被架空,各研究所的科学家所长也纷纷靠边站,从上到下,都改由各级缺乏自然科学背景的党的干部来领导。如果外行领导尊重专家,能够听取后者的意见,那么,也能取得一定的成果,并赢得科学家的敬仰。但他们之中,更多的是那种不“怕教授”、不听取专家意见的。他们在“”时瞎指挥,导致极大的破坏。1962年召开广州会议时,科学家对此多有控诉[12]。之后,贯彻“科学十四条”,外行领导变得谨慎了一点。再后来,进行“文革”,又有大批外行领导不顾科学规律瞎指挥,搞些批斗科学家,把大学办到山沟里,让科研单位开门办所、面向农村等举措,造成更大、更长期的破坏。

  1980年代以来,随着老干部逐渐“退居二线”,一线干部逐渐“年轻化”、“专业化”,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也逐渐由具备基本的现代科学知识的人来管理。1990年代后,那些身居管理岗位的人,往往有教授、研究员之类头衔,可能还接受过管理方面的培训,甚至有相关学历、学位。作为内行和管理专家,他们是否就能把科学技术界管理好呢?人们实际看到的是,科学文化匍匐于官场文化之下。也许这些人曾经是业务人才,甚至是业务尖子,可一旦他们进入官场,就为官场文化所左右,就不再具备独立学者的操行。在资源集中于权力,而权力缺乏制衡的情况下,他们很容易私控资源,伺机寻租。而中国的科学技术界也因此而浮躁、腐败、缺乏创造力。

  “知识分子”是由饶毅、鲁白、谢宇三位学者创办的移动新媒体平台,致力于关注科学、人文、思想。本文是熊卫民与张志会根据薛攀皋2010-2013年的多次谈话整理,经薛攀皋修订而成,得到“中国科学院专项:中国科学院院史编撰和研究”资助,原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的定位与调整 以生物学部为例》,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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